抗震救灾记忆：医疗援助与生命守护

抗震救灾记忆：医疗援助与生命守护。唐山地震期间，医疗团队在灾区提供紧急救助，涉及代生和代怀相关医疗支持，确保伤员和代怀宝宝得到及时护理。 唐山地震那天晚上我正好值夜班。 那几天病房里刚进来一个因急性痢疾昏迷入院的师篮球队队员，我刚刚给他换完液体，提着空瓶子往门外走，不止怎么一下就摔倒在地上，瓶子碎了，我抬头一看，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晃得跟秋千一样，病房里的瓶瓶罐罐哗哗乱响，输液架摇摇欲坠。虽然没有经历过地震，我也知道这是地震。这种震动几分种后就消失了，但是我还是检查了各个病房，病房里一片安静。只有这个因急性爆发性痢疾昏迷入院的北京兵却醒来了。他问我是不是地震了，我说：“应该是，已经过去了，睡吧。” 但是事情并没有过去，第二天中午，我被战友从梦中摇醒。她告诉我说唐山地震了，我们被选中去唐山抗震救灾，立刻出发。上级规定这是一次强行军，除了牙缸牙刷任何东西不许带。我穿好衣服，把牙刷和毛巾往军装口袋里一塞，就和同志们一起跑步到师部大门口集合，带队的副院长一边跑一边说，这次轻装上阵，药品被服随后会送到，我们的日用必需品也会很快送到。师部大门口已经有车出发了，我们师医院单独一辆车，车上已经放好了十字镐和铁锹等挖掘工具。上车后我看见师部门口的一个年轻哨兵背着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不时地抹抹眼泪，副院长说，那个战士一定是唐山地区的兵。我心头一震，这时才感觉到了这次任务的沉重。我们这个师是有抗震经验的，６４年邢台地震我们师正好在第一线，所以这次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赶到灾区。师领导命令家在唐山到天津一带的战士全部留守！ 车轮滚滚，一路上行人很少，所有的车辆遇到我们军车全部让道停在路边。车开得飞快，根本不可能像平时那样迎风站着，大家都蹲坐在铁锹把上，就是这样帽子也戴不住，女兵的头发最后被刮的辫子全散了，我的长发迎风飞扬。一路无话，一路无饭，夜里停了两次车，让我们上厕所每次五分钟。天亮时我们已经进入灾区，沿途可以看见有倒塌的房屋了，路边站着一些老百姓，目无表情地看着我们疾驰而过。在唐山市区外面的一片开阔地，前面的车上传来命令:师医院在这里扎帐篷，其它的车继续前进。我们停下来，有人说这里是唐山机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场，抬眼望去，四野茫茫，没看出一点机场的样子。当年邢台地震时已经是军医的副院长让我们在这里搭建最大的帐篷，他说我们会不断往市里抵进，越往前，我们的帐篷会搭得越小。传染病房来了我和一个男护士，那个男护士是邢台兵，我不知道邢台在唐山的哪一边，这个念头只是在我脑海里闪现了一下，没时间细想。我们两个被命令到离院部不得少于一千米的地方挖一个化粪池。当我们往远处走的时候，我看见已经有车往我们这里运送伤员了。那个男战士真是拼命三郎，我们两个除了中午吃饭，一刻没有休息。到了下午三点来钟我们两个挖好了一个六米见方两米多深的化粪池。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全都充血成了红色，而我手掌上的水泡破了又破，没破的水泡都被挤到了手背上，大泡摞小泡，小泡里是血泡。他看着我的手，用沙哑的嗓子说，“手成了这样，还怎么给人输液。”他让我回去找外科处理一下，在水泡里留一条羊肠线引流，这样就可以不妨碍护理操作了。他继续往前走，说是要找到石灰窑，河北这边石灰窑应该很多。 我回到院部，那里已经搭起了两个帐篷，大的帐篷里被隔成三部分，有一部分已经住进了伤员，伤员一个个都很脏，大部分都只穿着裤衩背心，而有些半大孩子几乎什么都没穿，外科的人忙不过来，所有其它科室的“闲人”都上手帮忙。另外一个帐篷是手术室和化验室，手术室外柴油发电机突突突突地转着，空气中弥漫着燃烧柴油的刺鼻气味。以后的几天，手术室彻夜忙碌，两台柴油发电机很少有停顿的时候，有时候手术做了一半，发电机突然罢工，就听见手术室里一片呼声：手电筒！手电筒！！两个电工战士最后累得像两个梦游人。 副院长带着外科和内科的人继续向市区前进，留下一部分人守在后方，我们传染病房也留在了后方。伤员陆续而来，轻伤员清洗一下伤口，包扎好就走了，重伤员留在帐篷中“住院”，待稳定后送往大后方——阳泉，太原或者什么地方。第五天第六天开始有传染病人到来，大部分都是痢疾患者，重症患者一天拉肚子三十多次，所有的粪便在提取化验样本后都要送到一里地外的那个化粪池去处理，一层粪便盖一层石灰，不分昼夜，谁值班谁就负责倒粪便，撒石灰。我和那个男护士２４小时轮流值班，有时半夜出去倒粪便，可以听见野狗像狼一样地嚎叫。这时候所有的科室都忙了起来，就连炊事班的战士都时不常地被我们拉来当临时输液架。我们那个男护士每天交班后都要挑若干担石灰，以保证化粪池边上的那堆石灰山的高度。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挑来的石灰，一定很远，因为有一次下班后我四处走了走，附近并没有看见石灰窑。别的病房护士可以三班倒，我们只能一人２４小时倒班，我还好，虽然休息时也会被人临时拉去应急，但没有太多的体力活儿，而那个男护士要比我累得多，他还一个人偷偷去挖了另外一个化粪池，后来我看他走路都打晃。一天交班时他对我说，咱们互相抽个血，化验一下肝功吧。等我拿着注射器和试管在帐篷外面找到他时。他已经睡着了，清晨的太阳照在他脸上，他就那样对着太阳闭着眼睛。我拉过他的手臂，扎好止血带，抽了五毫升血，他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我不忍心叫醒他为我抽血，就自己扎好止血带然后给自己抽了五毫升血。 刚来时搭的两个帐篷早已不够用，传染病房已经另外搭了一个帐篷。那个最大的帐篷早已住满了暂时无法离开的轻伤员和带着孩子的居民家庭，一个家庭只能占有一张行军床，轻伤员也是两个人或三个人一张床，视伤势轻重而定。我们所有医护人员几乎没有在帐篷里住过一夜，都是铺着雨衣，盖着被子睡在露天。我们的日用品是第四天送来的，三天大体力的劳动，我身上的衣服早就臭了。说是我们的日用品，其实是军需处发过来的全新军装被服，卡车路过我们这里留下了三包，女战士一人分到了两套内衣裤和一身军装。内衣裤就是粗布大裤衩和白洋布衬衣，这要搁在平时我们根本不会穿，可是那时候粗布总比没衣服换好吧。那些日子里，吃饭也是赶上了就吃，赶不上就算了，虽然医院原则上不管那些居民吃饭，他们家中的成年人可以到市里专门的地方领取食品，但据说那里食品也短缺，不可能每次都领到足够的分量，总不能看着孩子们挨饿吧。好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看见帐篷外面的地铺上有一个饭盒里有剩饭，都可以拿起来吃。而帐篷里面的老百姓再饿也不会拿我们地铺上的饭吃，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尽我们的能力让他们的孩子吃饱了，住在我们那里的孩子的确每天都可以吃饱饭。 一天前方送来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只穿这一条小三角裤衩，小脸上满是灰尘，见了我们就说：“叔叔阿姨给我一点饭吃。”我们看着真心酸，有人拿来了一盒饭，他狼吞虎咽地吃完后问：“还有吗？我要带回去给我哥哥，他还埋在下面没挖出来呢。”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在城里就近找饭吃，他说城里所有的地方他都跑遍了，没有人可以给他饭吃。 换防前，副院长带着我们到城里去了一趟，虽然我们还习惯说进城，但是进城后我们才知道，哪里还有什么城啊，极目望去满目瓦砾，到处断壁残垣，一直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在过去的街道上走着，其实是在烂砖碎瓦上蹒跚，几乎没有一栋好房子，有时可以看见一栋很好的平房完整地立在那里，可是副院长说，那平房在震前是一栋三层楼房，底下两层已经齐齐地埋到了地下！！据说这样的房子还有好几处；有的房子倒了一半，另一半里还有一张床，或一张桌子，但是床上没有床单枕头，桌上没有任何东西，不少人默默地在碎砖头堆上徒劳地翻找着什么，所有的人都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很多人穿的都是军衣。 我以前没有到过唐山，但我知道她是我国的工业重镇，一个工业重镇总该是楼房林立的吧，可是当时我看见的唐山，真的是一片平地，一片瓦砾遍地的平地，她就像一帧黑白照片，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这种景象真是太惨痛了，那种看到运来的死者还拖着冒着血泡沫的脑浆时的震撼，那种看到拉来的重伤员重创的伤口像血色菜花一样往外翻着时紧张得手脚冰冷的感觉，那种看见人们已经没有用的肢体可怕地在残端摇晃的绝望，那种给临死的人注射肾上腺素而找不到血管的焦躁，那种缺少血浆时欲哭无泪的无奈…… 换防回到师部医院，看着我那张整洁的小床，看着窗台上我半个月前插在罐头瓶里已经枯萎的黄花，真的恍如隔世。 文：王玉明